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今年就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了，我参加党的组织也有了72年。遥想往事，历历在目，不能忘怀。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我于这年考进沙坪坝南开中学，成为一名中学生。第二年暑假，我的大姐介绍我去读一个暑假训练班。训练班办在巴县福寿乡涂巨斌老师的农场里，是大姐的同事们，一批受地下党影响的小学教师为自己的弟弟妹妹专门开办的。我们十几个少年一边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一边学习。学习的内容并不复杂，就是时事政治。每次上课，老师把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和国民党办的《中央日报》拿来，选择两报对国内国外同一事件的记述和评论进行讲解，看看哪个报纸在为工农大众呐喊，哪个报纸在为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张目。这种对比的方法学习效果好得出奇。我们这些刚刚开始懂事的少年很快被激动起来，大家眼界大开，思想活跃，纷纷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愿为砸烂工农大众身上的枷锁不懈奋斗。一个多月的训练班结束时，我们都要求哥哥姐姐送自己到延安去，追随共产党闹革命。当然这个要求无法实现，但在这种启蒙教育的影响下，我们开始站稳脚跟，走上正确的道路。

开学了，物价飞涨，我无法交纳南开中学高昂的费用，只好转学。恰巧国立青木关中学成立，收纳已经撤销的其他国立中学的学生。大约学校审查不严，我们这些重庆本地的学生也挤进去了。不久，“反内战、反饥饿”，“反美军暴行”的学潮席卷全国，在这所学校也无法读书了。我经介绍，于1947年考进了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

这时育才学校已经从北碚草街子迁到化龙桥红岩村，陶先生已经辞世，继任是马侣贤校长，以后才是孙铭勳孙妈妈。陶先生创办育才，培育手脑并用的新人的理想究竟如何，我并不清楚，只觉得这所学校不同于我读过的其他中学，这里凡是学生能够做、愿意做的事，学校一律鼓励支持，绝不横加干涉。我们上课不分年级，凭口试实际水平分班。课程可以选修，没有期末考试和升留级压力。学校不像其他中学师生严重对立，而是上下一致，团结一心，整个学校充满朝气，沐浴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气氛中。一年多里，我学习了马列主义的一些基础理论，更多时间是阅读进步书刊，特别是中外文学名著。我觉得自己的知识面逐渐拓宽，对社会、对人生开始形成自己的看法了。

如果我能继续在育才学校读书，并随育才学校迁到上海，上海解放后我会做怎样的选择就很难说了。这时发生了一次偶然事件，改变并确定了我的一生，我才成了今天的我。1948年2月22日，国民党反动派突然查封重庆的《新华日报》，强迫八路军办事处撤回延安，育才学校肯定受到压力，我们这些学生心里也感到震动，考虑怎样应变。一天，我和班上的好友去附近池塘游泳，踩到池塘中一个竹篓，里面装着书籍。我们猜到这是学校图书馆为应付特务的搜查而坚壁清野的图书，一定是一批好书。我们不动声色，把书放回水中，夜深人静时，才把书取出，压干水分，抬回我在上桥的家。学校的公物变成了我的私产是很不道德的。当时只顾高兴，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们一面翻晒书刊，一面查看书名，这确是一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有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的《列宁全集》，有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出版的《马恩选集》、《联共（布）党史》等等。其中一本书《马恩列斯论游击战争》引起我强烈兴趣。我读完该书不禁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一心只想打游击战，再也顾不上读书了。不久，我按捺不住自己，没有与任何人包括大姐、学校老师和同学商量，就私自离开学校回家，想着究竟到哪里参加游击战争。据报纸上刊载华蓥山上有游击队，国民党派军队去围剿过，现在已无消息了。现在报道的是人民解放军攻陷了宝鸡，我就去参加解放军吧。我赶到青木关，一个熟人都没找到，到歇马场乡村建设学院去找涂巨斌老师商量商量也好。也不巧，涂老师也不在学校。我略为思索，干脆到华蓥山找游击队去。说干就干，我身穿单衣，足登草鞋，五天步行七百多里路，在华蓥山上找游击队。可惜，游击队员没有在脸上刻字，我到哪里可以找到他们啊？我冷静下来，人也一身疲惫，悄悄回到育才学校。知晓此事的老师和同学都善意笑话我，不依靠组织哪行啊！

我也想通了，不依靠组织是不能成事的。其实，一年多来我东奔西跑，左冲右突，地下党是知道一些的。只是我没有主动接触他们，他们也不便对我说什么了。1949年初，我找到他们表达了我想参加工作的愿望，他们热情地回应了我，不几天，他们派代表到我家，要我迅速到青木关，我赶到青木关小学后，他们就立刻介绍我去璧山城西乡小学教书。每个星期六都有一个同志来到小学向我宣传党的知识，讲述党的历史，提高我的觉悟。到六月份，他们认为对我的党课教育已告一段落，示意我可以写入党申请书了。就这样，我于七月一日在璧山县城一间密室宣誓，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宣誓结束，支部领导人要我回学校辞职，七月五日与他一起到正加场农村工作。

重庆于十一月解放。地下党的同志兴高采烈，纷纷投入工作。我却没有去接关系、找工作，我想读书。我只读了初中二年级，知识太贫乏了，要读大学。育才学校的孙妈妈说要把育才扩大，要从幼儿园办起，直到大学本科。我就是要回育才学校去读本科。等了一阵，孙妈妈的大育才还是办不起来，报纸已公开批判他，说他搞独立王国。读书没有希望了，我无可奈何，才于1950年初到巴县人民政府报到，经过简单培训，分配到县粮食局三区粮库任含谷乡粮站站长。这以后，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袭来，工作也随之动荡，我从粮食局调到县建设局建设科。重庆市成立工赈大队，调失业工人修筑南（泉）界（石）公路，科里分我们三个同志参加这一工作。我被任命为分队长，管理四个中队修路。工程将结束时，组织上征求三个人的意见，可以回巴县，也可以去重庆市，我去了重庆市。这样，我就到重庆市劳动局所属的地方国营五一机器制造厂（即现在重庆五一技工学院的前身）工作了。在五一厂当秘书，工作不那么紧张，我才来清理参加地下党的组织关系。这一清，我真的吓倒了，地下党的同志三年来的变化太大了。我熟悉的原（江）津巴（县）特区党委书记涂巨斌先被定为预备党员，后又认为是假党员，被清除出党，其白市区区长职务被撤消，调到一所中学去当教师了。我所在的白（市驿）龙（凤乡）支部书记、江北区工会主席也调到什么地质队去了，副书记在《重庆日报》作记者，我写信去也没有回信。我认识的正加场的两个党员，解放初一个任乡长，现在已“自愿”去修成渝铁路；一个很惨，说他冒充地下党员，加上其他罪名，已被处以极刑……我束手无策了，向厂党支部做了汇报。组织委员好心劝告我，你还是重新申请入党的好，地下党的事恐怕一辈子都搞不清楚。我也只好如此，一切重新做起。1954年，我第二次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年，国家为培养建设社会主义人才，号召干部参加高考读书，我和爱人都响应号召报考了，结果我考上重庆师专，爱人考进了重庆市一中。两年后我毕业留校，一直工作到1991年离休，整整35年。其间，我教过书，作过党的工作，作过行政工作。大约在中文系作总支书记时还有一股干劲，处理问题也比较实事求是吧，1983年学院换届，我被四川省政府聘为副院长，重庆市委任命我为党委常委委员。我进入重庆师院领导层，不敢自满，我想我还是昨天的我，不会因为提了职，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就会自然提高一个档次。我坚持严格自律，不忘初心，兢兢业业，跌跌撞撞地工作了四年，没有什么建树。或许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抓住了改革开放大潮中提供的一次机会，贷款为学院修建三幢大楼，增加学院的办学实力。1984年春季，沙坪坝区建设银行联系我们，愿意借贷资金给我们搞基本建设。我们很高兴又很为难，因为像学院这样的省属计划事业单位，是不允许向银行贷款搞基建的。银行的同志说，省里的规定是红线，当然不能触动，但你们可以搞房屋大修计划，省里是不管的。原来擦边球可以这样打！我们立刻编制了一个180万元的房屋大修计划呈报党委。党委研究认为，贷款太多，只同意向银行贷100万元。我们用这笔宝贵资金修了九层的实验楼、七层的教室楼和六层的学生宿舍。还有一些节余，又给游泳池建了两层房屋，作为更衣室等用。最后余下的一点钱，作为足球场四周看台的毛坯费用了。后来我们用计划外给青海省教育厅办班收的基建费和学费偿还了100万元的本金，四川省高教局代我们付了利息。四年任职期满，我离任当了调研员。照学院老书记的说法，调研员是名副其实的甩手干部，可是我没有甩手，我参加了科研处自拟的一个项目，还参加高教老协、陶行知研究会和思维科学学会的活动。紧紧张张地熬过了三年调研员生活，那么有没有令人遗憾的事呢？有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学院的教职工已开始陆续退休了，他们退休生活如何过？我能为他们作点什么？竟没有认真思索过，真是办得到时没有想到，等想到时又办不到了！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在拨乱反正中纠正了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政治生活日益清明，地下党同志的问题都得到解决，川东地下党并非江青说的那样没有一个好人。我认为解决我的地下党的问题时机已经成熟，于1985年向党委提出了申请。党委重新派员外调，获得新的证明，重庆市委组织部严格审查这些材料，确认我参加地下党有效，我的党籍应从1949年7月开始计算，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也订正为当年7月。35年的悬案终于落地了。

如今我已年近90岁，虽然多种疾病缠身，但我心态非常坦然。我还是牢记党的教导：保持晚节，说共产党员应该说的话，做共产党员必须做的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华诞之际，衷心祝愿我们伟大的党永葆革命青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