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最新概括，也是我党在社会主要矛盾探索过程中产生的最新理论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我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与探索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化过程，在党的历史上对主要矛盾的探索过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总结我党关于主要矛盾探索认识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规律，对于正确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对主要矛盾的探索开始于党的六大。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报告中，首次出现了“主要矛盾”这一概念。

在六大报告中，提及的“主要矛盾”并非一个矛盾，而是三个矛盾，即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苏联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列强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六大报告罗列的三对主要矛盾不是针对中国社会的现实矛盾的概括，而是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活动来讲的。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基本路线的制定乃至组织人事安排都按照共产国际的决定来执行，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六大报告中关于主要主要矛盾的论述就超出了中国特定的国家范围，而是从全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角度，从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战略较量的国际视野来论述的。六大报告中对主要矛盾的论述特点具有国际视野特征，这主要还是由于当时我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种现实状况所决定的。

党的六大报告虽然提出了主要矛盾这一概念，但由于历史原因和认识原因还没有对主要矛盾本身的内涵特点进行理论上的阐述。但一个新概念的诞生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它的出现本身就已经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我党关于主要矛盾的理论主要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5月，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即将全面入侵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作《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时再一次提出了“主要矛盾”的问题，指出中日矛盾已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降到了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这是“主要矛盾”概念第二次出现于党的重要文献中。同时，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这里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已经摆脱了六大报告中关于主要矛盾论述的泛泛而谈的局限，而是从中国的具体的矛盾现状出发，在详细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体系中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之间的关系之后，明确提出了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中国的巨大危机面前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正确理论判断，从而为正确制定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1937年8月，毛泽东在他的著作《矛盾论》中专门用一章来重点研究了作为矛盾特殊性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问题，分析了当帝国主义向中国这种半殖民地国家进行侵略战争的时候，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暂时降到次要和服从地位。毛泽东《矛盾论》中关于主要矛盾的分析，具有重要的哲学方法论意义，它为党的中心工作从土地革命战争转变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上来提供了哲学理论依据。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明确提出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的基本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并以此为依据制定了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建立以后，到1956年底，我国顺利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基本国情的重要变化，这一变化告诉我们，在我国新的形势下，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转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开始下降为次要矛盾，而发展经济，解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则上升为主要矛盾。正是在我国新的矛盾转变这个客观现实基础上，1956年9月党的八大决议中就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问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八大决议对主要矛盾的新判断，就要求我党必须自觉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从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为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上来。

应该说，1956年党的八大决议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论述，是根据我国主要矛盾的客观转变而作出的崭新理论概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关于主要矛盾理论的重要理论贡献成果。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转变的新论述，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如果严格按照党的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判断为依据，自觉顺应我国主要矛盾变化的客观趋势，及时转变党的工作重心，从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长期实行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那就会避免以后20年由于主要矛盾认识上的失误而导致的弯路。

非常遗憾的是，党的工作重心并没有自觉完成这个转变过程。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党的主要领导人由于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对主要矛盾的判断偏离了八大的正确轨道，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主要矛盾的错误认识指导下，在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中，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种左倾错误思想。因此，这一时期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偏离了党的八大的正确轨道，开始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导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1957年的反右运动，全国有55万的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少数党员干部被错误划为右派。

在阶级斗争为纲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究竟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因此必须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从而形成了体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

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又进一步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集中表现在共产党内部，党内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就是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刘少奇和邓小平就是总头目。因此，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向走资派夺权，就成为中心工作。在主要矛盾认识的错误理论指导之下，由此造成了长达10年的文革动乱时期。

从1957年到1978年，我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判断，偏离了1956年党的八大决议的正确认识，重新回到了过去在革命年代关于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旧的思维定势中，不顾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主要矛盾转变的客观历史事实，不顾必须集中全党智慧解决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更多更好的物质文化产品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的新的主要矛盾的迫切要求，从而导致了我党在主要矛盾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指导上经历了长达20年的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这个教训是及其深刻的。

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认识以及对主要矛盾判断上的左倾错误的纠正的转折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我国主要矛盾重新进行了审视，重新回到八大的正确判断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了实行21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宣布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开始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1981年6月我党召开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了规范的经典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后来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报告关于主要矛盾都沿用这种论述。

但是在1989年到1991年期间，我国思想理论界又出现了反复。1989年出现了北京政治风波，随后又出现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等重大事件。国内思想理论界出现了一种要求重新认识我国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工作的错误倾向，认为，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是捍卫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与抵制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的矛盾，党的中心工作应该转移到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上来。针对思想理论界这种错误倾向，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谈话告诫全党，党的基本路线动摇不得，至少要管100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再次重申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关于主要矛盾的判断。此后一直到十七大报告都沿用这种提法。

我党立足于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在1981年到2017年十九大召开之前，一直沿袭了36年，长期稳定不变，我党36年来关于主要矛盾的基本判断成为我党在改革开放时期确立工作重心的根本依据，构成了我党在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的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由此形成了集中精力抓发展的党的中心工作。我党这一中心工作的具体方式，就是通过招商引资，大力兴建经济开发区和产业园区，遵循数量规模型的快速扩张的发展路径，促进国家的工业化，从而生产出更丰富的产品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

我党以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主要矛盾的认识为指导，几十年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越式的发展进程。今天，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比改革开放以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力长期落后的状况，同时，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仅仅满足于基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现在我国面临的新矛盾是生产力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亟待解决，而人民群众的需要已经从过去的仅仅满足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提高到更全面更多样的以追求美好的生活为目标的需求。这种变化揭示了，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历经了40年快速发展的今天，如果还停留在36年以前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主要矛盾的认识基础上，就会落后于新时代主要矛盾演变的客观趋势。也正是基于我国新时代主要矛盾演变的客观趋势，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央对我国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表现重新进行了概括，提出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我国新时代主要矛盾的新概括，具有重大意义，它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政治判断提供了哲学理论依据，同时也对于我党在新时代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现实指导。今天我们正在实施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举措，正在大力推进的“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系列措施，都是在新时代主要矛盾理论指导之下的具体表现。

我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探索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认识探索过程没有终点，而是一个无限的动态发展过程。整个过程的演变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主要矛盾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论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认识和实践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毛泽东这段论述实际上也就是我党对主要矛盾认识探索的辩证法规律最经典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