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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书店的乐趣
2016年05月26日 郑洪泉  原创   (点击: )

 

五一节假期的前一天下午,快到五点半钟了,我还在沙坪坝区三峡广场的新华书店的中国古典书籍的摊位旁待着,直到小孙女打电话催促我回去吃晚饭,我才发现我已经在书店里逛了好大一圈,逗留了两个多钟头。这儿被称为书城,几个月前重新装修后对外营业,从二楼到四楼布置一新,书籍之多令人眼花缭乱,我已经无法按照过去的习惯依次浏览所熟悉的各种书籍了。今天我是想找到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类图书的各排书架,以方便日后来此浏览或选购图书。      

说起逛书店,这是我从少年时代就形成的一种爱好,至今已经延续七十多年,可以说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几十年来使我获益良多,乐趣无穷。  

记得我第一次逛书店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1943年。那时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接近最后胜利,重庆已不再担心日本鬼子飞机轰炸,市民已经能够过上安宁的生活了。我当时正在重庆江北的原第廿一兵工厂子弟小学读四年级。民国时期的儿童节是每年的 4         4     。这一天学校放假。我同几位邻居小伙伴,身上揣着爸爸妈妈给的两毛钱,从陈家馆大营门坐厂里免费渡船过嘉陵江,到达对面大溪沟上岸,登上张家花园的几百层台阶,就到了观音岩一所医院(就是今天的外科医院)门口。然后向左拐,往七星岗方向进发。这一带大大小小的书店很多,有生活书店、开明书店、龙门书店等等,从七星岗往西南方向走,到米亭子就有商务印书馆,再往精神堡垒(即抗战胜利后的记功碑,解放后的解放碑)方向走,就可到中华书局。而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共产党开办的《新华日报》营业部,也就是新华书店。为什么对新华书店印象最深呢?因为这家书店免费送了我们几本小书。我们先是去了生活书店,店门前的书台上放着许多抗日战争的小故事书,什么《台儿庄大捷》啦、《八百壮士》啦等等,我们都想买,但兜里两毛钱,吃一碗担担面要花去七分钱,如果从临江门过轮渡回江北还得花几分钱,剩下的钱就买不起书了。我们只好另去一家书店,这才走进了新华书店的门。书摊上使我们感到新奇的书更多,大多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故事书,我们饶有兴趣的一本一本翻阅着,这时走过来一位中年营业员,笑容可掬地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我们中年龄最小的王大雄立即回答:我们是江北21工厂的。那位营业员接着问:想看书吗?送你们几本要吗?还是王大雄首先做出反应。他先是做了一个鬼脸,伸出了舌头说:不敢哟!拿药吃花生米的啦!我们虽然是小孩,也知道国民党和共产党虽然共同抗战,但却有摩擦,王大雄的爸爸是21兵工厂医务室的医生,家里就订有《新华日报》,而《新华日报》上的文章经常被扣押不准发稿,于是报纸上便留下空白,叫着开天窗,以示抗议。所以王大雄知道国民党是压迫共产党的。他说的吃花生米就是遭国民党特务打手枪的意思。这小家伙不知天高地厚的这句话把在场的人都逗乐了。那位营业员还是给我们每人送了几本小书。其中有《朱可夫元帅》、《列宁的故事》和描写苏联红军游击队袭击德国侵略者故事的《森林在战斗者》等,这令我们喜出望外。那一天我们逛书店中还有许多收获,例如我们发现了《木偶奇遇记》、《天方夜谭》等许多有趣的故事书。我知道中国有个伟大的文学家鲁迅,也是在这一天。因为我在七星岗一家书店中见到了红色布面装订的《鲁迅全集》,书桌上还摆放着鲁迅的《彷徨》、《呐喊》、《朝花夕拾》、《故事新编》、《野草》和何凝(后来知道是瞿秋白)主编的《鲁迅杂感集》等著作,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从此我就爱上阅读鲁迅的书。自从这次逛书店尝到甜头以后,每次有机会进城我都必去书店,如果手头还有点钱,总会买一两本书,即使那时我很穷。  

1952年我从北碚歇马场的川东教育学院转到北碚城区的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就读,后来留校工作,又在西师附中教书。总共有二十多年。北碚街上的新华书店和在西师校内开设的营业点就是我闲暇时间经常光顾的地方。我最早的私人藏书的大部分就是在这两处书店陆陆续续购置的。有时候到市中区开会或办事,只要有时间,也会到解放碑的新华书店去逛逛,当时大洋沟菜市场外面还有几家古旧书店专门销售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来的二手书,其中不乏市面上难以买到的珍本和善本的图书,这也是我和几位好朋友最喜欢去的地方。可惜这段时间我所搜集的四十年代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国内新版《列宁文选》(四卷集)、《斯大林全集》和解放后最早出版《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郭沫若文选》以及我辛辛苦苦一本一本搜集起来的中国和外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图书与其他我所喜爱的书籍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外出躲避武斗时期,全都被当时所谓革命小将们囊括一空,一张纸都没留下。这真的叫我伤心和痛心。一方面是为了损失的书,一方面是为了在这场却难中被毒害的许许多多的青少年。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有些青少年,竟丧失理智,什么无法无天丧天害理的坏事都敢做。太叫人触目惊心。  

尽管如此,我逛书店的习惯仍然痴心不改。1972年以后调来重庆师范学院马列教研室任教,结束了一家人两地分居的生活。位于沙正街的新华书店,特别是在老沙区电影院傍边的新华书店计划发行部是我每周都要光顾好几次的去处。同时我还常常去解放碑新华书店及其计划发行部看书。我在马列教研室担任副主任期间,负责科研和资料方面的工作,到书店购书是我的职责,这段期间我除了为教研室购置大量图书外,还买到了对自己的教学和科研颇为重要的图书,如《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老一代误传阶级革命家党史著作汇编》等。这段期间,我爱人有仪的现代汉语教学和科研用书也在大量增加。  

令人难忘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一次半夜起来在沙坪坝新华书店门前排队买书的事。大家都知道文革时期许多中外名著度被禁锢了,那书店根本见不到读者想要阅读的许多书籍。文革结束一段时期后,有一天突然得到一个好消息,说是新华书店将要大量出售文革时期的禁书,人们非常高兴,有些人半夜就到位于沙坪坝正街的新华书店门口排起了长队,我和有仪也在凌晨起床跑去排队了,天亮后我们高兴地购到了一大堆文艺书籍,其中有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送的长篇小说《李自成》、还有准备给孩子们阅读的《天方夜谭》、《中国神话故事》、《希腊罗马神话故事》等。在文革时期这类书籍竟然禁止发行,实在太荒谬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学术界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国现代史的热潮,台湾的一些学者纷纷来到大陆,特别是到重庆搜集中国抗战时期的档案史料,我就接待了好几批,他们除了想方设法搜集档案史料外,还如饥似渴地购买大陆出版的各种有关中国现代史的书籍。我也就多次陪同他们逛重庆市的各种书店。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台湾同行见了有关中国现代史方面的书籍就买,简直就是一种抢购的姿态,几乎是一箱一箱的买。他们似乎看出了我的疑虑便对我解释说:郑先生!这不奇怪啊!这里的书好便宜呀!才几块钱一本啦!台湾的书好贵哟!要几十钱一本啊!他们见了书如见了宝贝一样。我心里想,读书人嗜书如命,这话一点不假啊!  

我和老伴有仪几十年来,结合教学和科研的需要,购置了好几千本书,正是这些书伴随我俩大半辈子的教学生涯。书本上不仅留下了我们阅读的痕迹,也见证了我们熬更守夜呕心沥血从事教学和科研的艰苦生涯;我们几乎都能讲出每本书的来历,书似乎成了与我们有灵性的朋友。  

退休后我仍然热衷关于逛书店,有时候是同有仪一起。我见到了所需要的书就想买,有仪也购置了一些保健养生和有关太极卷方面的书,她购买的最后一本书是《黄帝内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出版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书店的规模越来越大。进了书店犹如面向书的海洋,使人目不暇接, 在书店里逛,就如同在文海的海洋中遨游。  

书店始终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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