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涌现出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其中最具有全局性影响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新时代主要矛盾在老龄工作领域又通过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具体表现出来，正确认识和把握新时代老龄工作主要矛盾的具体变化特点和表现形式，对于创新老龄工作思路，促进老龄工作的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在老龄工作领域的体现  

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这个主要矛盾可以从我国社会生活领域的多个方面表现出来。这一主要矛盾在我国当前老龄工作领域的具体表现，我认为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1.面对快速上升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我国老龄事业发展很不充分，表现为主动应对不足，养老事业还处于较低层次发展阶段，无法满足庞大老年群体多方面的需要。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呈加速发展趋势。根据民政部《2015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截至201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200万人，占总人口的16.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4386万人，占总人口的10.5%。[2]又根据全国老龄办 2018 年 2 月 26 日 发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2.41亿人，占总人口17.3%。仅仅两年，60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净增1000万，今后20年将保持每年增加1000万以上的态势，预计到2050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数将达到峰值4.87亿，占总人口的34.9%，[3]这个数字意味着到本世纪中叶，我国每两个劳动人口就要供养一个老人，我国养老问题面临严峻形势。

同样，我们重庆市的老龄化问题则显得更加严重。近年来，重庆人口老龄化程度逐年加深，呈现出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多、空巢化等特点。根据重庆市老龄工作委员会的数据，2014年底，重庆市60岁以上老龄人口650万，占全市户籍人口的18.61%，[4]到2015年底，我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达677.41万，占总人口的20.09%，[5]上面重庆市仅仅一年来的老年人口变化的数据表明，重庆也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并且其老龄化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全国的发展速度，全国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从2014年的15.5%到2015年上升到16.1%，上升了0.6%，而我们重庆市60岁以上人口比例从2014年的18.61%上升到2015年的20.09%，一年之内就上升了1.48%。又据《重庆日报》 2017 年 12 月 29 日 报道，截至2016年底，我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上升到705万人，占总人口的近21%；65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477万人，占总人口的14%，80岁以上高龄老人有100万人，占总人口的3%；空巢老人家庭65万户，农村留守老年人家庭61万户。[6]这些数据还是以我市户籍总人口为基数计算的，如果以常驻人口为基数计算的话，则我市的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特别是在我市广大农村，由于青壮年人口常年外出打工，农村空巢老人家庭比比皆是，在我市有的边远区县常驻人口中，60岁以上老人比例超过了30%。根据重庆市民政局提供的消息，从 2012年至2016年，重庆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从556万增长至705万，年均增长近30万人、年均上升0.86个百分点。预计到2020年，重庆60岁以上总人口将达800万，超过该市户籍总人口的23%。[7]重庆人口老龄化严峻形势已位居西部第一位、全国第六位。

无论是全国还是重庆市，面对汹涌而来的“银发浪潮”，我们的思想准备和体制应对都严重滞后，特别是对我国特有的未富先老带来的一系列严峻社会问题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对如何从体制上应对银发浪潮巨浪带来的巨大冲击还缺乏具有远见的预案。比如，怎样有效解决养老问题，虽然从国家层面早在2013年就提出了“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的目标，但这一目标的实现还有较长的距离。上海在2014年构建了“9073”养老模式，即90%家庭养老、7%社区养老和3%机构养老相结合的模式，[8]这成为了目前各省市都相继参考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养老模式。

问题在于，对于这种“9073”的养老模式，我们在思想认识上不能把它凝固化。因为这种模式是根据我国今天家庭结构的实际状况来设计的。现在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其子女大多都是两个以上，这种多子女大家庭共同抚养一至两个高龄老人的抚养结构，就构成了上海等地形成90%家庭养老模式的现实基础。但是应该看到，这些高龄老人的子女现在大多都是五六十岁左右的低龄老人，他们占了我国整个老年人口的50%左右，总计有1.2亿之多。十多年以后，这批人也逐渐进入需要人来照顾的高龄阶段了，他们普遍面临着“谁来养老”的现实窘境。因为目前这批五六十岁的低龄老人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十年后他们的子女将普遍面临要抚养三到四个老人的沉重负担，如果那时仍然继续实行以家庭养老为主的模式显然已经根本不可能，若干年以后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必然将成为我国养老的主要形式。

但是目前无论是全国还是重庆市对此的应对还比较滞后。仅以重庆市为例，根据中国新闻网 2018 年 1 月 23 日 报道，重庆市目前共有养老机构1400所，其中公办福利院67所，敬老院948所，社会办养老机构385所，养老床位只有21.2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床位只有30张。其中开展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机构有473家，仅占总数的33.8%。但是重庆市这些养老机构中相当大的比例质量不高，基本设施不健全，管理不到位，专业护理人员至少有1.5万的缺口。因此重庆市的养老服务机构还处于总量少、水平低的阶段，无法满足老龄社会的需求。从2017年重庆市实施的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建设专项检查行动受到查处的情况看，有1084所养老机构不符合要求被强令整改，占全市养老服务机构总数的77.4%，其中64所完全不合格的机构被强令关闭，占总数的4.57%。[9]其他省市的情况与重庆市大体相似。我国目前养老服务机构量少质低的现实状况，导致养老事业发展还很不充分，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机构极端缺乏，这种状况远远无法满足庞大的银发老人群体有尊严地追求幸福生活的现实需要。

作为国家各级政府的相关主管部门现在必须要有前瞻性，对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要提前做好规划，并采取一系列的配套政策，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到养老行业中来，逐步把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作为产业做大做强。养老产业在我国是一种极富生机和活力的朝阳产业，只要国家积极加以引导，并给以一定的政策扶持，社会养老产业的发展前途将不可限量。

2.老龄事业的发展不平衡，无法满足我国老年人口追求幸福生活的多层次多方面的不同需求。

一方面，从物质保障来看，老龄事业发展的不平衡突出表现为各省抚养比和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差异很大。上世纪90年代全国抚养比（参加养老保险人数与供养退休人数之比）是5，2015年下降到全国平均为2.88，我国东三省则低至1.55，其中辽宁1.79，吉林1.53，黑龙江全国最低，抚养比只有1.33。[10]但是经济发达的广东地区2015年抚养比则高达9.74。[11]各省抚养比的巨大差异导致了养老保险金各省收支严重不平衡。东三省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已收不抵支，2015年辽宁收入1499亿，支出1604亿，吉林收入569亿，支出610亿，黑龙江收入925亿，支出1108亿。除东三省外，陕西、青海、河北、宁夏也是收不抵支。而2015年广东养老保险基金结余6158亿，高居全国之首，北京、四川、江苏、浙江和和山东结余也均超过2000多亿。[12]各省养老保险基金支付能力相差高达40倍之多。各省之间这种抚养比和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状况的巨大差异直接导致各省养老经费保障严重不平衡。这种状况在2018年将有所缓解，国家将在2018年内启动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筹工作，从而逐步改变各省不平衡状况。

另一方面，从养老保障的内容上看，我国老龄事业发展的不平衡还表现在，养老事业过去主要侧重于从物质生活方面来满足老龄群体的需求，对于如何实现老龄群体尤其是低龄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在实现文化养老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在目前我国的2.4亿老年人口构成中，70岁以下的低龄老人占了50%，达到1.2亿以上。这部分老年群体相对来说，身体还比较健康，自主活动能力也比较强，其中有相当比例的老人文化水平也较高，因此这部分老年朋友除了有丰富多样的物质生活需求以外，更具有多方面的精神生活的需求。他们往往比较关注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状况，关注社会是否公平公正，关注民主法治建设的进步，关注大到国家主权安全的维护小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安全建设的每一个点滴进步。同时他们希望能够力所能及地参与到党和国家的改革发展的事业之中，如何让他们通过有效途径为社会发挥余热，实现他们的参与感和满足感，成为国家老龄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另外，如何通过文化养老的方式，让他们通过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活动来充分展示老年朋友的风采，让他们获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这既是广大老龄工作者努力的方向，也是提升老龄事业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

二、结合学校实际，促进我校老龄工作创新发展的几点建议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以及在老龄事业和老龄工作中的具体表现，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转变工作观念，以创新性的思维做好新时代的老龄工作。具体到重庆师范大学老龄工作的实际，现就怎样实现我校老龄事业的创新性发展，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提高认识，更新观念，形成全校共同关心关爱退休老同志的新风尚。建议学校党委围绕新历史条件下应怎样更新思想观念以及开创我校老龄工作的新局面这一主题，在全体教职员工中特别是处级领导干部中开展一次专题讨论会，通过讨论，摒弃“做好老同志工作只是离退休工作处的事”的陈旧观念，从学校工作全局提高对做好老同志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从而形成从学校到院系再到全体教职工共同关心关爱离退休老同志的新风尚。

2.推进学校老同志工作领导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形成我校老同志管理工作的新机制。建议学校党委和行政领导把老同志工作列入学校全局性的重要工作来思考，像抓好教学科研学科建设那样来抓好学校的老龄工作，希望学校党委会和校长办公会每年至少有一次围绕老同志工作的主题进行专题研究，从而从学校顶层设计上构建我校老同志工作的新机制。

3.利用老校区闲置房产资源，探讨建立重师养老服务机构的现实可能性。现在我校共有离退休老同志956人，其中70岁以下低龄老人有444人，80以上的高龄老人233人，空巢老人有58人，失能半失能老人有21人。未来五至十年学校高龄老人、空巢老人和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数量还将迅速增加。如何让这些老人安享幸福晚年，学校领导应该早做谋划。在空置房源基础上，引入社会资本建立重师托养机构不失为一种可行的现实选择。这是造福于广大老同志的一件善事，如能尽早实现，实在是功德无量。

4.建立离退休老同志健康管理的动态系统，及时跟踪老同志的健康状况。近年来我校不少离退休老同志身体健康状况不断出现问题，疾病缠身者越来越多。其中既有突发性的疾病，也有慢性老年性疾病的加重者，学校离退休管理部门及时跟踪老同志们的健康状况就显得非常有必要。建议由离退休工作处牵头、校医院协助、相关院系和部门共同参与，建立学校离退休老同志健康状况的动态管理系统，信息来源可以根据每年老同志的体检报告结果，在医院专业医生诊断结论基础上将身患何种疾病以及发展程度输入系统，还可以根据各退休小组各退休支部提供的相关情况采录信息。这样老同志们身患何种疾病、病患的发展程度、每次住院治疗情况以及生活自理状态等内容在健康动态系统中一目了然地清晰表现出来。有了这套老同志健康管理的动态系统，对于提高老同志服务工作的主动性和针对性将很有帮助。

5.建立“老同志话吧”，为老同志提供心理疏导和健康咨询，构建老同志的精神家园。老同志们当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后，随着年龄的增加，往往随之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困惑，这当中可能是老年情感方面的纠结，也可能是生活认知方面的困惑与困难，还可能是疾病因素导致的心理压力与困惑。如果这些困惑与心理纠结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沟通与化解，往往会严重影响老年生活的质量。因此建立“老同志话吧”，为有需求的各位老同志提供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和健康咨询，就显得很有必要。“老同志话吧”可以分为线下和线上两种形式。线下形式可以开辟一间专门的工作室，线上形式通过网络建立专门的聊天室。工作人员可以聘请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老师和学生担任，也可以由学校有心理学专业基础和医疗实践经历的退休教职工兼任，还可以通过离退休处牵头与教育学院合作，共同建设“老同志话吧”社会实践基地，这既为教育学院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提供了很好的社会实践机会，又能有效解决老同志们的各种心理问题的现实需要，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综上所述，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转化，为老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只要我们自觉顺应主要矛盾转化的这一趋势，主动创新老龄工作思路，趁势而为，我相信，老龄事业繁花似锦的春天一定不会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