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10日是叶挺将军诞辰120周年， 4     月     8     日 是叶挺将军不幸遇难70周年，在重庆新四军研究会举行的隆重纪念叶挺将军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叶挺将军光辉而伟大的革命一生和他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所建立的不朽的丰功伟绩。我脑子里浮现了“铁骨”、“铁军”和“铁军精神”这三个关联词语，因为铁骨·铁军·铁军精神是叶挺将军光辉伟大的革命生涯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历史记忆。      

叶挺青年时期追随革命先行者 孙中山 先生从事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的民主革命。大革命时期，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学习期间，于1924年先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主义者，从此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奋斗。1925年回国后，立即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由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部队的伟大事业，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弟三十四团团长，该团后来改称第四军独立团，这个团是以中共广东区委组建和领导的“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而组建起来的。团内建立了直属中共广东区委与区委军委领导的党支部，保证了中共对部队的直接领导。  

1926年7月，以推翻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的北洋军阀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为目的的北伐战争正式发动。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先遣队之一，于5月先期由粤入湘，与吴佩孚部队作战，拉开了北伐战争序幕。叶挺独立团在友军紧密配合、工农群众大力支持下，英勇奋战，驰骋两湖战场，所向披靡，连战皆捷，经过著名的汀泗桥、贺胜桥战役，北伐军直逼武汉三镇。在攻打武昌城的战役中，叶挺独立团不畏牺牲，率先攻入武昌城，为国共合作的革命指挥中心由广州迁入武汉，立下赫赫战功。至此，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称号，叶挺亦被誉为北伐名将。  

土地革命时期，叶挺所率部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叶挺被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任命为起义军代前敌总指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创建者之一。1927年12月，叶挺参加广州起义，是这次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遭到失败。他临危受命，被任命为由起义部队组建的工农红军总司令。事后，却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叶挺愤然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申诉，竟然又遭受“左倾”领导人王明等的冷遇，被污指为“政治动摇”和“对起义怠工”，受到不公正的严厉批判。叶挺一气之下离开莫斯科，流亡德国，与党脱离关系，后隐居澳门，在长达十年时间内精神处于忧郁烦闷状态，但他始终心系革命，多次找党。随时准备报效人民革命事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形成，叶挺经周恩来嘱托，并由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出任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长。他虽未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率领新四军坚持华中地区和大江南北敌后抗战，建立了华中抗日根据地，与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八路军相互呼应，并肩作战。新四军成为与八路军齐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支坚持敌后抗日的主力部队，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壮大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做出了巨大历史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两支部队融为一体，成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叶挺作为卓越的革命军事家，在战场上指挥部队为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还在战场以外，为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发展和实现人民民主、自由与解放，进行机智顽强的政治斗争，不断挫败各种阴谋诡计。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期间，曾五次来到中国战时重庆，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艰苦卓绝政治斗争，并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叶挺之所以在新四军军长任上，多次离开战斗岗位前往重庆，这是由于抗战时期错综复杂的国内形势和诸多社会矛盾交织，使他处于这些矛盾的焦点，不得不离开前线指挥岗位而来到重庆，通过艰苦卓绝的政治斗争，解决面临的各种难题。  

抗日战争爆发，中日矛盾是中国社会决定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形成了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这个历史机遇为叶挺投身抗日战场，担任新四军军长提供了大好的契机。但是，国共两党的矛盾并没有因此而解决。因为蒋介石集团反共本性未变，始终处心积虑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并图谋消灭共产党。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实行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政策，不断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制造摩擦，发动军事进攻，甚至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国共关系日益恶化。国共矛盾必然波及叶挺。叶挺是北伐战争中涌现的卓越军事将领，正是抗战时期各方需要的将才，当时他的无党派人士的省份，成为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新四军军长的人选。叶挺作为共产主义者，一心想回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对于执行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和方针政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蒋介石集团却一再利用叶挺非党人士的身份，离间他和共产党的关系，妄图把他拉入国民党阵营，只是这个阴谋始终未能得逞。然而，在新四军内部，由于叶挺没有参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军建设，对红军中建立的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不熟悉。新四军建立后，名义上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号，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管辖，但军队内部却实行红军那一系列“党指挥枪”的原则。例如新四军的一切决策都是有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作决定，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也是下达给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叶挺只能经传达才能知道这些决定和指示。对于这一情况，叶挺一时还未能适应。加之军分会负责人、副军长项英未能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保持与叶挺的良好关系”。尊重叶挺在新四军的“实际地位与实际职权”的指示，甚至对其采取排斥态度。这就使得叶挺难以执行军长的职权。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叶挺只好离开部队寻求解决办法，甚至多次萌生去意。  

从1939年冬至1946年春，叶挺五次来到重庆。其中前三次是以新四军军长身份而来。主要原因是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求助，使他能够在新四军内顺利行使其军长职权，遂其抗战救国的心愿；也为了向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争取新四军与其他国民革命军的平等待遇，保障部队作战的需要。叶挺后两次则是以国民党“囚徒”的身份而来，他将重庆作为反抗国民党的压迫，同蒋介石集团进行特殊战斗的战场。这五次来重庆的经历充分反映了叶挺抗战时期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  

叶挺第一次来重庆是1939年1月下旬至 2     月     16     日 ，在重庆逗留将近一个月。此前叶挺因与项英在部队行动方针上产生歧见，加之项英采取开小会的办法，绕开叶挺研究和决定部队战略方针，使叶挺感到难以同项英共事，遂于1938年10月离开新四军云岭军部，去广东惠州一带另组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还打算在现有250多人的基础上，于短期内发展至万人以上，组建大规模正规抗日部队。蒋介石得悉这一消息后，唯恐叶挺再为共产党组建一支新的部队，遂利用这一情况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扬言将为新四军另派军长。这不仅使新四军产生生存危机，还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造成不利影响。中共中央对此事非常重视，于1938年12月决定委托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亲赴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确定新四军战略方针，纠正项英的错误，争取叶挺回到新四军，促使项英改善与叶挺的关系。1939年1月下旬，叶挺应周恩来电邀第一次来到重庆。周恩来向叶挺传达了中共中央最近的指示，其主要内容是：解决新四军问题以争取叶挺回军部工作为原则，共产党对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的之地位与职权；项英应多注意新四军党的领导及东南局工作，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挺办理；新四军军委会由叶挺为正主任，项英为副主任等。周恩来、叶剑英多次与叶挺谈心，一面提取叶挺意见，一面耐心分析叶挺回军部对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和新四军所在华中地区的战略地位之重要。叶挺诚恳接受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劝告。在会见蒋介石时，明确表示自己愿意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职务。这就挫败了蒋介石利用叶挺离开军部之机重新安插人任新四军军长的阴谋。 2     月     16     日 ，叶挺随周恩来乘机飞离重庆，将广西桂林返回皖南军部。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皖南视察新四军期间，确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为改善项英与叶挺的关系做了大量的工作。项英对叶挺的态度有所改变。  

新四军经过一年多的敌后抗战，歼灭大量敌人，部队由原来四个支队一万多人扩展到五万多人。但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不仅没有给新四军增加经费，反而经常克扣应当给予的各种补给，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后，扩编了新的支队，新四军经济上的困难更为严重，这促使叶挺想前往重庆直接向蒋介石交涉解决部队经济困难问题。同时由于项英右倾思想没有克服，在部队发展问题上常常同中共中央“顶牛”，一味迁就国民党，妨碍新四军的发展；在部队中仍然大权独揽，排斥叶挺，这使得叶挺再次萌生去意。  

1939     年     9     月     1     日 ，叶挺再次离开皖南，途径广西，于10月初抵达重庆。他原想面见周恩来，但周此时已离开重庆去了延安，后又去苏联医治臂伤，故而两人未能见面。叶挺在重庆逗留了两个月。他通过向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告诉大后方人民，新四军已经发展壮大，经常牵制着2万以上敌军。但是由于新四军只能在国民党军事当局指定的区域内作战，使部队不能作大的运动；加上经济上的的困难，影响到部队的作战能力。这就适当地透露了国民党当局压制新四军在敌后作战的真相。在面见蒋介石时，叶挺提出将新四军经费增加至30万元，并给予江北第五、第六支队合法名义的请求。蒋介石对这些请求不表态，却对叶挺说：“你要是参加国民党这一切就好办了”。明显地挑拨离间叶挺与共产党的关系。叶挺对此非常不满，机智而坚决地回答说：“我现在什么党派也不参加，一心抗日救国，现在就希望蒋委员长批准增加新四军的经费就好了”。由于这个要求得不到答复，叶挺愤而向蒋介石提出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的请求，并告假回澳门处理因公殉职的胞弟的丧事，于1939年12月离开重庆回到澳门家中，后来又去了香港。  

由于叶挺第二次在重庆既未解决部队的经费和编制问题，也未解决与项英合作共事问题，经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再三劝说，遂于1940年春节第三次来到重庆。叶挺除了同中共中央南方局保持密切联系外，就是为解决部队经费奔波。经过叶挺再三交涉，终于使部队经费增加到13.2万元，只比原来9万元多了4万多元。在解决新四军内部问题和保证叶挺回部队后的实际地位与实际职权方面，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在这年6、7月间多次召开南方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听取有关新四军工作的汇报和对新四军作战方针、部队发展、根据地建设等问题的热烈讨论，大家提高了认识，决定了相应的措施。叶挺参与了有关问题的讨论。同意中共中央有关新四军发展的方针大计，表示愿意回军部工作。行前，叶挺在周恩来、叶剑英的参与下字斟句酌地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巧妙地表达继续回军部工作的意愿，并于 1940     年     7     月     9     日 离开重庆前往皖南。这一次，叶挺在重庆的时间较早长，有大半年。  

叶挺第四次到重庆，是 1942     年     1     月     3     日 ，是作为国民党的“囚徒”被秘密押解而来。一年前皖南事变爆发时，叶挺在同国民党部队进行交涉谈判时。被国民党部队无理扣押，先后被关押在安徽宁国县和江西上饶集中营。蒋介石集团此次将叶挺秘密押解到重庆，是企图达到使叶挺“悔过”的目的，而叶挺则利用这个机会向国民党顽固派开展了一次特殊的战斗。叶挺先后被关押于重庆望龙门22号、江北秘密监狱和歌乐山下的白公馆、红炉厂等监狱。叶挺一到重庆就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亟需与周恩来、郭沫若见面的要求，未获准许。他又给朋友写信，要求帮忙取得与周恩来的联系，亦无结果。后来，叶挺利用从望龙门转押江北秘密监狱途中上厕所的机会，巧妙地在厕所里写了一封致戏剧家阳翰笙的短信，同时用砖头将五元钱钞票连同信件与一张字条压在一起，请求好心人按照字条上的地址把信邮寄出去。阳翰笙获此信件后，立即转给周恩来，终于使中共中央南方局知道了叶挺在重庆的信息。叶挺被关押在重庆期间，多次以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粉碎了蒋介石集团招降的阴谋。先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奉蒋介石之命，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老同学的身份，以出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职务为诱饵，向叶挺“劝降”。遭到叶挺严词拒绝。叶挺表示：除了严惩围攻皖南新四军的祸首，恢复新四军，让自己继续担任军长职务外，其他任何工作都不会去做。叶挺还向陈诚提出国民党为何要攻打新四军？为何将他逮捕囚禁等问题。当蒋介石亲自出面对叶挺威逼利诱时，叶挺胸怀坦荡地表示：宁愿自己“受军法裁判”，也要对被国民党关押的数百名新四军干部“负责”，要求国民党放人。当蒋介石用如果不绝对服从他，“你就算完了”的狠话相威胁时，叶挺坚定地回答道：“我早已决定自己完了”。干脆利落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招降阴谋。蒋介石集团在重庆招降叶挺的图谋彻底落空。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 叶挺 夫人李秀文和长女杨眉自澳门前往重庆探监，这使得狱中的叶挺得以取得同南方局和监狱之外战友们的联系。叶挺 通过 夫人李秀文传出了他在狱中写的一首《囚歌》，向党和全国人民表明了自己家坚定的革命意志。《囚歌》全文如下：“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只能期望着，有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这是叶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残酷迫害的宣言书，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者的正气歌。一直为重庆人民代代相传。蒋介石集团为了掐断叶挺与外界的联系，遂于1942年12月将其先后转移到湖北恩施和广西桂林，1943年底又将叶挺从桂林转回恩施，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1945年秋，蒋介石集团又将叶挺押回重庆。这是叶挺第五次来到重庆，被关押在歌乐山下国民党军统集中营蒋家院子秘密囚室。此时国内外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反蒋的革命浪潮在全国兴起。叶挺在狱中表现得很乐观。当被问到出狱后有什么打算时，叶挺冲口而出的一句话是：“出狱后第一件要办的事是，请求党恢复我的党籍”。此时叶挺的心情可说是，胜利在望，归心似箭。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爱国民主党派团体的大力营救，各界人民群众亦发出释放叶挺等政治犯的强烈呼声，叶挺终于在 1946     年     3     月     4     日 获释出狱，重获自由，回到党和人民中间。这是正义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  

叶挺出狱第二天就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发出申请入党的电报，表示“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下，对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 3     月     7     日 ，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亲笔修改的复电：电文说：“亲爱的叶挺同志：五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华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这封电报不仅批准了叶挺假如中国共产党，还对叶挺几十年来的革命生涯做出了最高的评价。当天，南方局和中共表团为叶挺举行隆重的入党宣誓仪式，并专为叶挺出狱和回到党的队伍召开欢迎大会。  

按照中共中央安排，叶挺与周恩来等一道参加美国人马歇尔主持的调停国共两党关系的军调处工作。 4     月     8     日 ，叶挺代表周恩来到延安参加整军会议，与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政协工作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因公去延安的邓发、教育家黄齐生及 叶挺 夫人和孩子等人同乘一架飞机由重庆飞往延安。飞行途中不幸发生空难，机上人员全部身亡。叶挺、王若飞、秦邦宪和邓发等人的遇难是中国革命事业的巨大损失。事后延安、重庆和全国许多地方为悼念叶挺、王若飞。秦邦宪、邓发、黄齐生等不幸遇难举行沉痛追悼大会。这实际上是一次哀吊“四·八烈士”的国殇。  

周恩来在悼念“四·八”烈士的文章中提到叶挺时写到：“希夷：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旧四军立下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廖承志在怀念叶挺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铁一样的骨头，在困难时紧勒铁颈钢铸般的牙齿”，这就是叶挺的特征。空难发生后，处理后事的相关人员，因遇难人员被烧焦，为了辨认遗体，问及叶挺骨骼牙齿特征。廖承志听后，情绪极度悲痛。说出了以上的话。后来写进怀念叶挺的文章中，这句话实际上道出了共产主义革命者叶挺坚贞不屈高贵品格。周恩来和廖承志这两位与叶挺最亲近的人的话语，是对叶挺的历史功绩和高尚品格的最好的说明。正是叶挺这位具有一身铁骨的伟大军事家和革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他的战友一起，创建了由他率领的铁军，并铸造了铁军精神。而铁骨，铁军和铁军精神，就是叶挺光辉的革命一生留给人们的最深刻的历史记忆。  

我们今天纪念叶挺诞辰120周年和遇难70周年，就是要永远铭记叶挺将军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立下的不朽的丰功伟绩。要学习叶挺将军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为国家的富强和人民幸福，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崇高理想信念；学习叶挺将军随时准备为国家民族奉献一切炽烈的爱国热忱；学习叶挺将军一往无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忍辱负重百折不挠的坚强革命意志；学习叶挺将军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崇高的革命气节。要以叶挺将军为榜样，全身心投入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把祖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富强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2016     年10     月1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