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当代史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个新时期的历史起点是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基本标志，但是新时期的逻辑起点则还要往前推半年，要以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标志。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准备。
1978年5月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实际上就是思想路线的大讨论，是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从实际出发还是坚持从本本出发的讨论，这场讨论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实际领导者和大力推动者就是邓小平同志，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是邓小平同志所作出的历史性的巨大贡献。邓小平对这场大讨论的历史贡献可从讨论开始之前和开始之后两个阶段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具体地表现出来。
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前，邓小平率先批判“两个凡是”，大力倡导实事求是，为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了思想铺垫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干部群众迫切希望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和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但是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却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两个凡是”第一次正式出现是在1977年2月7日，当天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在这篇文章中对“两个凡是”作了完整的表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被作为当时必须坚持的指导方针。按照“两个凡是”，“天安门事件”平反不了，邓小平复出不了，“文化大革命”前后形成的许多冤假错案都无法实事求是地平反和纠正，而且更重要的是，已被实践证明的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也无法纠正，国家还将继续沿着文革的错误道路走下去，国家也将不可避免地再度陷入混乱，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愿望也终将落空。
在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党内外强烈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中央当时的主要负责人虽然在这两件事情上有所让步，在3月14日的讲话中表示，要在适当的时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承认“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恩来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却又一次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这表明中央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仍想继续贯彻“两个凡是”的方针。这种状况引起了邓小平的深思。
经过反复思考，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华国锋、叶剑英并党中央，提出了与“两个凡是”截然不同的“准确的完整的”观点。邓小平在这封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1977年4月底，邓小平向前来看望的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邓小平告诉他们，他4月10日给中央的信，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观点，是经过反复考虑的。
1977年5月24日，仍没有摆脱困境的邓小平以对党的事业、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高度负责的精神，针对“两个凡是”错误，旗帜鲜明地对前来看望的王震、邓力群同志指出：“‘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在1977年7月重新恢复工作前后，在多次谈话和讲话中针对“两个凡是”从多角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阐述了对待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问题。邓小平指出：
第一，对领袖人物的话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还是采取“两个凡是”是态度，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两个凡是”把领袖人物神化，把领袖的每一句话都奉为金科玉律，这是一种个人崇拜。“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 “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因此，不论什么人，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都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让实践来加以加以检验。邓小平刚恢复工作不久，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中讲到如何评价1971年产生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问题，尤其是对《纪要》提出的“两个估计”（即文革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评价的问题，邓小平说，“《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但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处理”。事实证明，“‘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他针对当时教育部背着“两个凡是”的包袱，不敢为知识分子讲话的情况，指出：“教育部要思想解放”，“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辞不行，解决不了问题”。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任务。这里邓小平讲的拨乱反正的含义，既包括对林彪四人帮谬论的拨乱反正，也包括了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拨乱反正。
第二，领袖人物所讲的即使是正确的话，也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不能随意照搬，不能不顾客观条件的变化而搞“两个凡是”。邓小平指出，“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在这里，邓小平坚持了真理的具体性历史性原则，强调任何真理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如果脱离真理产生的具体条件，主观随意地到处搬用，真理必定会转化为谬误。
第三，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对待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全面性、整体性的观点，不能只抓住一两句话断章取义，任意加以割裂，不能只抓住一两句话歪曲。邓小平在1977年7月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就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对理论工作者提出了要求，“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指引我们前进。”
第四，毛泽东思想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邓小平指出，在新的条件下，“如果我们只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谈不到正确地解决什么问题”。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碰到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而如果“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还搞什么现代化？邓小平在批判“两个凡是”错误的同时，大声疾呼：“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邓小平在1977年通过不同场合的多次谈话和讲话，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拉开了我国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序幕，并为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了思想理论的准备和铺垫。
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后，邓小平排除各种阻力，最先公开肯定《实践标准》文章，引导讨论健康深入的发展，促进了全国性大讨论局面的形成，并最终促使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署名为“特约评论员”的重要理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2日，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纸都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该文的发表，标志着与“两个凡是”的争论从党内扩展到了整个社会。该文的发表，一方面受到了全国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大家都认为这是一篇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好文章，说清楚了长期以来思想困惑的一些重大理论是非问题，并积极踊跃地参与讨论；另一方面，这篇文章又遭到当时部分中央领导人的责难和压制，他们认为发表《实践标准》的文章就是要砍旗，这篇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非常有害的，有的领导同志责令《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负责人作出检查，消除影响。在这个关键时刻，又是我们的邓小平同志果断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邓小平采取一系列重大行动，支持和领导了这场讨论，并把这场讨论迅速推向全国，变成了全国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宣传普及活动，使全国人民通过这场讨论极大地解放了思想。
邓小平在这场讨论中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行动主要是：
第一，在《实践标准》一文受到责难，讨论有可能被勒令停止、面临夭折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挺身而出，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公开给予支持。1978年5月1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实践标准》文章的当天，有负责同志就打电话给报社总编辑,指责《实践标准》的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认为“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是“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5月18日上午，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人也指责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他提醒大家，不要以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上面这些责难，都发生在《实践标准》发表后一周内，来头大，来势猛，声浪高。组织发表《实践标准》一文的同志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第一个站了出来，肯定《实践标准》文章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公开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和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邓小平还对那些坚持“两个凡是”、指责《实践标准》一文是“向毛泽东思想宣战”、是“砍旗”的人提出了批评。他说：“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如果我们按照他们那一套去做，只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号召：“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他强调指出：“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
在邓小平讲话精神的指导下，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该文大量引用了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和邓小平6月2日讲话的内容，有针对性地回答地了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对实践标准的责难。在邓小平“6.2”讲话精神的鼓舞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为龙头，全国理论界和学术界从6月下旬开始陆续召开了一系列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许多专家学者从理论上深入阐述了实践标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揭示了坚持实践标准的重大现实意义，从而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由无组织的小范围的争论变成了有组织的较大范围的公开讨论。同时，以学习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契机，一些军队和省部级领导干部也借各种机会发表讲话或谈话，公开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第二，邓小平在1978年夏天，多次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谈话，阐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性、必要性，引导讨论健康地向前发展。
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宣部部长谈话，询问中宣部对真理标准讨论“是不是下了通知划禁区”，并说，宣传部长不能犯错误，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9月13日至20日，邓小平视察东北三省和天津等地。一路上，他不停地向广大干部阐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并针对“两个凡是”提出的“砍旗论”，提出了识别真假高举的标准。他说：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现在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是真正的高举。实事求是，开动脑筋，下大决心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从9月下旬到11月，全国共有21个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解放军11个大军区、5个兵种和军委三总部负责人发表谈话，公开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从此，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局面在全国基本形成。
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这场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正本清源的学习过程，同时又是声势浩大的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它迅速冲破了僵化的极左思想理论的禁锢。乘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东风，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召开了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认真讨论了文革前特别是文革期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冤假错案问题，与会同志强烈要求中央应该给予纠正平反。随后，华国锋在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决定对文革期间发生的几个重大案件，如“四五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二月逆流”、“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以及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人的问题彻底平反，并撤销有关材料，同时决定对康生、谢富治进行审查。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代表中央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必要条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是为了向前看。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词，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理论准备，实际上是一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经过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准备之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的中心议题就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徘徊不前的局面，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全会的主要成就集中体现在：一是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坚决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强调要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二是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停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思想理论，宣布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对党的八大路线的恢复和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三是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一大批在文革中长期遭受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党中央的领导岗位，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全会同时开始系统地清理一些重大的历史是非问题，对长期形成的冤假错案开始了平反昭雪的过程。四是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总之，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这是这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邓小平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对于彻底肃清“两个凡是”的左倾僵化错误，实现全面拨乱反正，恢复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成为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的逻辑起点。在今天邓小平同志逝世20周年之际，回顾这段历史岁月所走过的不平凡的过程，对于我们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排除“左”和右的思想的严重干扰，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崛起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