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阶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之下，随着党的工作重心从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上来以后，神州大地到处涌动着改革的春潮。从1979年开始，到整个80年代，改革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那是一个处处春潮涌动的火热的改革时代，春天的故事每天都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上到处传颂，而引领改革航船破浪前行的还是我们的总设计师和掌舵人邓小平同志。
请看，经济特区乘着改革的春风，冲破思想牢笼的束缚，如春蚕般地破茧而出，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邓小平是我国经济特区的率先倡导者和坚定支持者。
1977年11月11日至20日，邓小平复出后首站到广东视察。当广东省委领导汇报一些边境地区的农民外逃出港问题十分突出时，邓小平说：“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邓小平指出：“你们的问题相当集中，比较明确，要写个报告给中央，把问题分析一下，什么是自己要解决的，什么是需要外省和中央解决的，看来中心的问题还是政策问题。”这为此后提出创办经济特区埋下了伏笔。
1978年4月19日，邓小平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今后八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时指出：“广东搞出口基地，要进口饲料，应该支持，试一试也好嘛。”1978年12月23日，广东省革委会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指出：“在三、五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旅游区，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1979年2月14日，国务院批复广东省报告，原则上同意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的规划设想。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批复广东省革委会报告，批准宝安、珠海撤县设市，为创办特区作了行政区划方面的调整。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在这个会上，广东省负责同志向中央汇报工作，提出希望中央能够给广东下放若干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举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插话说：广东、福建有这个条件，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去。如果广东这样搞，每人收入搞到1000至2000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嘛。广东、福建两省8000万人，等于一个国家，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小平还说到：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关于这些地方该叫什么名称，当时大家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说叫“贸易合作区”，也有的说叫“出口工业区”，但大家都觉得不太准确，一时定不下来，邓小平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根据邓小平提议，会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等划出一定地区试办出口特区。深圳、珠海两地可以先行试办。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至此，完成了经济特区设立的决策和立法程序，标志着我国经济特区的正式诞生。随着中央建立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的稳步实施，我国的沿海经济特区以强大的生命力，在改革大潮中破茧而出，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成为我国上世纪80年代所展现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随后，1985年国务院又批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海南岛为海南经济特区。在我国上个世纪的整个80年代，经济特区成为了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区，为全面深化改革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成为当年改革大潮中的排头兵。
另一方面，经济特区建设又引来了不少非议，包括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和一些报刊上的文章都认为，深圳经济特区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在搞资本主义。在事关经济特区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还是我们的小平同志于1984年1月专门视察了深圳特区，并于1月26日为深圳经济特区写下了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的题词在特区受到非议和责难的关键时刻对我国经济特区政策的坚决支持，为经济特区的发展壮大保驾护航，起了及其重大的历史作用。
创办经济特区，是我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的一大创举，它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既是吸引国外以及港澳台地区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的窗口，也是我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桥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特区建设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就以深圳为例，在改革开放以前，深圳还只是一个不到3万人的默默无闻的小渔村，今天早已发展成为常住人口超过1000多万的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际大都市，2016年深圳GDP总量已达到1.94万亿元人民币，全市人均GDP达16.74万元，按2016年平均汇率折算为人均GDP为2.52万美元，人均GDP居于全国各大城市的首位。深圳，这个在经济特区建设中脱颖而出的年轻城市，正以旺盛的生命力蓬勃发展。
又看，邓小平排除各种阻力，领导和推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支持农民在实践中创造的包括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大胆改革实验和探索，用了不到五年时间，解决了几十年来一直困扰老百姓的温饱问题，使农民迈向了致富奔小康的康庄大道。
我国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首先是从农民自己的试验开始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自发进行的“大包干”改革试验。在当时的人民公社体制下，由于平均主义严重，效率低下，每年所生产的粮食无法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每年冬春，国家下发的返销粮也无法维持基本生存，不少村民怀揣着大队和生产队开的证明纷纷外出逃荒要饭。1978年又是一个特大旱灾年，小岗村的粮食减产尤其严重，眼看冬春难以度过。这种严峻的生存状况迫使小岗村的村民冒着极大的风险，自己起来想办法解决吃饭问题。小岗村共有20户村民，在1978年11月24日的夜晚，除了有两户户主外出要饭之外，在家的18户户主在村民严立华家中召开了关系全村人命运的秘密会议。为了真正解决吃饭问题，大家一致同意悄悄把土地分户经营。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具有高中文化的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首先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具有协议书性质的包干“保证书”，原文一字不漏照录如下：“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上面所录文字就是这份“保证书”的全文，由于非常珍贵，所以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包括上面的错别字也真实地录下来，仅管有错别字，但它是当年小岗村村民所写下的庄严的法律文书，是全体村民率先改革的庄严承诺。这份“保证书”内容颇为悲壮，上面除了承诺保证上交公粮外，除了承诺要严格保密外，还郑重承诺，如果因为分户经营，村民中有人被抓去坐牢甚至惹下杀头大祸后，其他村民要负责起照顾受难家庭的老人和小孩的责任，负责把小孩养活到18岁。这是多么悲壮的承诺，当年签下这份“保证书”又需要有多么巨大的勇气，如果不是被逼到活不下去的地步，我想这18户村民是不会甘冒坐牢杀头的巨大风险来签这份“保证书”的。看到这份“保证书”，我对小岗村村民当年的壮举顿时从心里产生出一种油然而生的敬佩。在这份“保证书”后面，执笔者严宏昌首先签下自己的名字，随后17户农民依次庄重地签下自己的姓名，另外两户外出讨饭的户主也由家属代为签名。也就是说，小岗村20户村民一致同意实行家庭包干经营的生产管理模式。小岗村的村民也许自己也没有料到，这份具有协议书性质的不到100字的“保证书”所具有的重要分量和学术价值，就是这份“保证书”，被史学家称为中国当代改革的第一份文件，它是见证我国农民率先进行农村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的历史文献，原件现在已经保存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其复印件则在小岗村大包干陈列馆里供游人参观。
小岗村实行家庭承包的大包干之后，当年就实现了家家粮食大丰收。当年，小岗村全队粮食总产13.3万斤，相当于1966到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主要是花生）总产3.5万斤，相当于过去20年的总和。小岗村全年的粮食征购任务是2800斤，而过去28年颗粒未交，当年就上交24955斤，超额七倍多。由于生产大发展，村民收入大大提高，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000元。平均每人收入400多元，是上一年的18倍。
小岗村的成功对周围的社队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和诱惑力，1979年以后，以大包干为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安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但是，安徽的农村改革过程同样充满了艰难。一些领导人和理论家由于固有的僵化观念，认为这是改变了社会主义的性质，是在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当时的《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文章，指出，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不能动摇。在小岗村，也感受到了来自上级的要求把土地重新并拢起来的压力。当时的省委书记万里同志顶住压力坚决支持农民的改革行为创举。还是在这个关键时刻，1980年4月2日，邓小平专门找万里等人谈话，针对农村的改革问题，邓小平强调，政策一定要放宽，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产到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邓小平的谈话，是文革后中央领导人首次对包产到户做出肯定的表态。从此以后，小岗村模式在全国广大农村逐渐推广开来。随后，从1982年起，到1986年，中央连续五年所发的一号文件都是围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来展开的。连续五个一号文件，充分肯定了农民改革的伟大创举，并从理论上回答了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合理性，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责任制”，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还认为，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在中央关于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的指导之下，我国的农业改革大潮在农民发自内心的拥护下，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全国各地迅速兴起，从1979年到1984年，用了不到5年时间，就解决了几十年来一直得不到解决的温饱问题。从1984年起，我国农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又开始迈向摆脱贫困致富奔小康的发展道路，
农村的成功改革很快也对城市的改革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个背景下，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的主要内容在继续深入搞好农村改革的同时，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从此，改革在我国的各个领域内全面展开，并逐步向纵深推进。
再看，邓小平强力推进百万大裁军改革，开启了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强军之路。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大潮中所作出的又一重大改革举措就是推进军队体制改革，实行裁军100万的重大决策。当时我国军队员额是400万，是美国军队员额的两倍，而军费1985年只有191亿元人民币，只占同年美军军费的2%。我国军队员额臃肿，既挤占了宝贵的军费资源，又严重阻碍了装备现代化的目标的实现。作为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在1984年11月1日召开的军委座谈会上，提出了军队要消肿，要下决心裁减员额100万。在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从此，我国历史上的百万大裁军正式启动，到1987年4月4日，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信在中外记者会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简任务基本完成，整个过程历时两年整。裁军结果是，将原来的11大军区调整为7大军区，陆军由原来的35个军撤销11个军的番号，陆军所保留下来的军改编为合成集团军，强化了特种兵部队建设，改革后，各集团军的突击能力和机动能力都大大加强。邓小平领导并组织实施的百万大裁军改革对于新时期加强国防的现代化建设、实现强军目标无不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上世纪70年代末期和整个80年代，在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改革的春潮席卷全国，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上，到处都传颂着体现着改革精神的春天的故事。由邓小平同志直接领导和设计的改革大业，在春天的故事那激昂旋律的推动下，正如火如荼地以不可阻挡之势在中华大地上蔓延开来，发展壮大起来，在这个基础上，构成了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的主要内容。
今天，在纪念邓小平逝世20周年的时候，我们应当铭记邓小平当年对改革开放事业所作出的重大的历史贡献。在21世纪的今天，把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并在新的实践中加以发展创新，这才是对邓小平的最重要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