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19日，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敬爱的邓小平同志逝世20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当我打开电脑敲打键盘时，千言万语顿时从胸中奔涌而出，一时又令我不知从何下笔。
邓小平的一生饱经沧桑，历经磨难，是一个充满传奇性的伟大历史人物。在这里我不想说，他1933年在江西中央苏区受到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的迫害，被打成“江西的罗明路线的代表”而被撤职罢官，直到遵义会议后才重新被中央委以重任的过程；我也不想说，他1966年在疯狂的文革浪潮中作为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而第二次被打倒，1969年下放江西劳动改造，直到1973年复出，1975年全面主持中央工作的坎坷岁月；我也不想细说，他1975年底被当作所谓“右倾翻案风”的典型而第三次被打倒，直到1977年7月在中央十届三中全会上再一次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过程。这里我想着重谈谈邓小平在我国教育科技领域肃清“四人帮”极左思潮的影响、开始全面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邓小平1977年在十届三中全会上第三次复出后，主动向中央提出分管教育科技工作。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从1977年8月至1978年上半年，在我国教育科技领域，拉开了肃清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这场教育科学领域的率先拨乱反正，对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全面思想解放运动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推翻“两个估计”
所谓“两个估计”，出自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这个《纪要》经过毛泽东同意并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国下发。在这份《纪要》中，对我国的教育战线和教师队伍状况，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的论断，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从这“两个估计”出发，会议确定和重申了一整套政策，主要包括：一是“工宣队”长期领导学校工作；二是让大多数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三是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四是缩短大学学制，将多数高等院校交由地方领导等等。这次会议作出的“两个估计”和提出的许多“左”的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思想上长期受到严重压抑。“两个估计”就成为压在教育战线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头上的两座大山。如果不及时搬掉这两座大山，就无法打开教育工作的崭新局面，也无法真正调动我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
邓小平复出后分管科技教育工作所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以极大勇气推翻“两个估计”，坚决搬掉压在广大教师和知识分子头上的这两座大山。
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在重新工作之时，就向中央明确提出：抓教育和科技工作，首要之举就必须坚决推翻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否则就打不开教育科技工作的新局面。但是，提出“两个估计”的《纪要》是经过毛泽东同意并以中央文件名义下发的。而当时正是“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在全国盛行的时候，因此，要公开否定“两个估计”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
但邓小平并没有因此而退步不前，也没有考虑个人的政治得失。邓小平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推翻“两个估计”逐步扫清思想障碍。
其实，“四人帮”炮制出来的“两个估计”，实际上是有违于毛泽东的原意的。根据后来查到的笔记本上的记载，毛泽东当时的指示精神是：十七年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错误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小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对于《纪要》及其“两个估计”的判断，当时就遭到许多同志的质疑和反对。对教育战线是红线主导还是黑线专政的问题，在那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1977年8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教育部的招生工作汇报时，针对有人提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如何估计，他讲：基本上要用毛泽东的“绝大多数是好的”话，要讲毛泽东说过的“老九不能走”。他认为，毛泽东在“文革”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关于科研、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励、提倡，是估计到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砸开“两个估计‘的枷锁，就要把毛泽东对教育方面和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导思想讲清楚“，”应当从总体方面完整地准确地表达出来“。
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充分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后，在会议最后一天，即8月8日，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工作的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对广大知识分子的估计，应当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显然，邓小平作出的这两个结论不同凡响，与“四人帮”的“两个估计”根本对立。
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当时教育部主要负责人时，提出要对《纪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他直截了当地说：“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7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针对教育界一些同志瞻前顾后的为难情绪，邓小平严肃指出，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他严肃地说：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
根据邓小平同志对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当时的《红旗》杂志社组织撰写了一篇包括对“两个估计”的批判的评论员文章。在邓小平同志先后两次建议下， 1977年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这篇文章和全国高校招生问题，邓小平等同志在会上批判了“四人帮”封锁毛泽东关于对教育工作估计的罪行，指出要把这篇文章写好，以调动广大群众、特别是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和第12期《红旗》杂志发表了修改后的署名为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两个估计”的高潮。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邓小平的亲自领导下，推翻压在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头上的“两个估计”，是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关键所在。这一重大举措，解放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思想，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从而为开创教育战线的新局面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
同时，推翻“两个估计”意义并不仅限于教育战线，它是邓小平同志批判两个“凡是”思想束缚，使全党从极“左”僵化思想困境中解放出来，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采取的一个较早而又极为重要的步骤。
重新恢复高考
邓小平同志1977年复出后所抓的另一件大事就是立即启动重新恢复高考的工作。
十年的文革运动，极左思潮泛滥，教育界是首当其冲的重灾区，受到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带来的灾难也是毁灭性的。这种灾难的重要表现就是我国大学长期不招生，造成了人才培养的长期中断，我国科技人才的培养形成了断层，科技工作者队伍也面临青黄不接的尴尬局面，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从恢复高考工作开始。
从1966年文革全面爆发开始，我国当时已经有连续11年没有举行过正规的高考，虽然从1970年起大中专开始招生，但基本没有举行正规的文化考试进行选拔。本来，1973年教育界在大学招生中尝试进行文化考试，但当年又出了个“白卷先生”张铁生，被“四人帮”树立为“反潮流”的英雄，因而尝试通过文化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工作被迫中止。所以从1970到1976年，虽然大学招生也在进行，但主要是看出生成分和政治表现，看手上的茧巴多不多作为录取的依据，所以十年文革对知识的摧残和人才培养断层所造成的损失难以统计。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就必须使大学招生工作冲破极左思想的束缚，恢复正轨。而重新恢复高考就是破冰之举。
还在邓小平刚恢复工作之时，就发表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讲话，为重新恢复高考作了思想铺垫。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了三十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8月6日下午，会议讨论的重点转移到高校招生这个热点问题，在此之前，教育部以“来不及改变”为由，决定仍然维持“文革”中推荐上大学的办法，并已将方案上报中央。教育部的决定引起了与会者的反对，不少与会者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并且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可推迟当年招生时间。这些意见得到邓了平的明确支持，他当即要求教育部立即把报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重新制定招生方案。邓小平的明快果断和坚定支持的态度，当即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经过与会同志认真讨论，最后正式决定立即启动恢复高考工作，关闭达11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重新打开。
1977年8月13日到9月25日，教育部再次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虽然会上不少同志因受“两个估计”的影响，对于恢复高考也曾犹豫过，但是在邓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大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冲破僵化的思想牢笼的束缚，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决定正式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11年之久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正式恢复，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重新恢复高考，这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决定，不仅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挽救了中国教育，使我国的人才培养重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尤为重要的是为我国在新时期及其以后的发展和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77年11月和12月，各省相继举行大学招生考试，全国共有570万考生涌入考场，考生中有1966届以来的历届高中生，也有1978届的应届高中生提前参加考试，考试主体跨度长达13届，实际上也还有1965届部分高考落榜学生也参加了高考，当然参考主体还是66到78届这13届高中学生。考生的年龄跨度从16岁到36岁，在同一考场上不少是夫妻和父子同时参考，这是多么令人激动又多么壮观的场面。这570万考生都从内心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教育的春天已经来了，他们在考卷上奋笔疾书所发出的沙沙声响，不就是他们心中重新迸发出的渴求知识的激情奔涌的真实写照吗？570万考生当年共录取了27.3万人，录取率为4.8%，是中国高考历史上竞争最激烈、录取率最低的一届。1978年3月，这27.3万名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的77级大学生踏着春天的脚步进入高校学习。
相隔仅仅半年，1978年7月又开始了78级的大学招生考试工作，78级大学招生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共有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录取率为6.6%，78级的考生几乎与77级一样，年龄跨度从十五六岁的应届高中生到三十五六岁的中年学子，时间跨度也是十三届，包括了66届到78届的高中毕业生。在1978年，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两届大学生都是同一年进入高校学习，77级学生1978年春天入学，78级学生秋天入学，仅相隔半年。在中国教育史上，1977年冬天和1978年夏天举行的77级和78级高考，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1180万人。
从这时起，77级和78级大学生，就作为承载文革后教育改革成果的特定历史符号载入史册，她标志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春天真正来临。而在此后的30多年里，这两届大学毕业生就在我国各行各业的事业发展中起着顶梁柱的作用。
全国科学大会的重大创新
邓小平主持科技教育工作所抓的第三件大事就是推动召开了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而在这次会上，邓小平在大会的讲话中所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对全国科技教育界的广大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影响作用。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有6000人参加的全国科学大会。在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作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是我国科学界的一次拨乱反正的大会，是科学界改革春天来临的重要标志。从思想解放和改革角度，小平同志在会上的重要讲话有两大理论成果具有突破性意义，值得大书特书。
第一大理论成果是邓小平在报告中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著名论断，使千百万知识分子终于放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和思想负担。长期以来，在我国的知识分子政策中，知识分子都是被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看待的，这个群体始终处于被改造被教育的对象，在文革时期，知识分子头上更是戴上“臭老九”（在文革中，知识分子排在专政改造对象的第九位，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而抬不起头来。在十年文革中，特别是从1971年“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以来，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一直带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臭老九”帽子而抬不起头来，这顶沉重的帽子也严重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从事教育科研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的讲话明确指出，知识分子不再是教育改造的对象，不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党和国家的依靠力量。这一论述解除了长期以来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桎梏。
第二大理论成果是邓小平在报告中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从而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的重要讲话，特别是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两大著名论断，极大地激发了千百万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我国科学界真正的拨乱反正。这次大会的重大意义，正如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大会闭幕式上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中所说的， “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上面我只是简单地回顾了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在1977至78年分管教育科技工作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极大政治勇气，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我国教育科技领域大胆进行拨乱反正的几个历史事件，我国教育科技领域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过程为后来的改革开放的实施和推进起到了思想先导作用。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值得后人永远铭记。在今年恰逢邓小平逝世20周年之际，撰写此文，也是为了纪念我们的邓小平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