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校的前身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简称重庆师专，创办于1954年，开始时只有中文、数学和地理三个两年制专修科。1957年九月，我刚从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就分配到这所学校来工作了，记得，当时，一辆中型面包车载着我们十几位西师应届毕业同学，从陈家湾后校门开到中文专修科教学大楼（现今继续教育学院）门前停下来，从此我们就在这个学校落户了。转瞬间已经过去五十七年，学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也由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变成了两鬓斑白的退休老人，但我一直怀念着重庆师专那个历史时期，这是重庆师范大学的起步阶段，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从那个时候起逐渐成长起来的。那时的重庆师专与一般高等学校相比，不仅规模小，而且层次低。通常被称为“袖珍学校”，在进入重庆师专之前，我对这个学校是闻所未闻，可是，来学校后，感到整个学校充满朝气，全校师生员工中洋溢着团结奋进的活力.至今仍然令我难以忘怀。

我们来学校的时候是午饭后，由我们的组长文隆海领着在当时的办公大楼（即现今综合实验楼那个位置）办完报到手续后，很快分配了寝室，我被分配在单身二舍（即现今研究生楼那个位置）的305室，一进门就见室内摆放着两张单人棕绷床，两张小书桌，两把藤椅、两个书架、两个洗脸架和两个小型单人衣柜，很显然这是两人一间的居室。我们很快就安顿下来了。晚饭时，按我们的要求，被引进到学生食堂，八人一桌进餐。第二天，我所在的中文专修科办公室的工作同志给我们准备了红蓝墨水各一瓶，沾水钢笔两支，这是给我们备课、办公和修改作业的用品。中文科工会的同志也立即前来向我们介绍情况，主动帮我们解决生活上的各种问题、所有这一切对于刚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来说，有一种诸事照顾周全，毫无后顾之忧的感觉。

在一同分配到师专来的西师同学中，我们中文系的五个人，都分在中文专修科当任教师、接受任务的过程很顺利，领导同志宣布后，我们都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我和张静书到汉语教研组。李福庚、文隆海到古典文学教研组，唐世英在写作组。我们担任助教工作达五年之久，到1962年开始陆续独立开课。记得师专中文科64级的各门课程主要由我们这群年轻教师承担下来了。当时科里的教学纪律很严格，每逢开学，教师必须提前一周到校备课。当时并非集体备课，但是教师们都能遵守学校的这个规定。可见学校和教师对教学都很认真负责。

学校很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由于是初创时期，师资缺乏，故而有大量高校毕业生分配到学校里来，学校对这批年轻教师分批分期派出去进行轮训培养。我曾先后被派往北京中国语言研究所语音训练班和西南师范学院进修班学习，回校后又被派到当时的重庆师专附中（即现在的重庆市第八中学）支教，在青年教师业务有所提高，并拥有一定实践经验后，才安排独立开课，而不是草率地把他们推向讲堂。

解放初期，高校教材缺乏。多数课程都是给学生发讲义。讲义是学生学习的重要保障，在重庆师专，总是在开课前就把讲义发到每一位学生手里了，而且讲义的质量比较高，印刷得很规整，字迹很清晰。当时的讲义。主要是通过先在钢板上用手工刻写蜡纸。然后再用一个人工操作的滚筒印刷机，一张张印出来的。我记得张厚昌同志刻写的讲义最受同学欢迎，因为他的书法功底好，刻写的讲义非常漂亮。就及时发讲义这一点来说，老师专同我们在西师读书时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师是一所由中央教育部直接管理的高等师范院校，机构庞大，办学经费也多。可我们在西师中文系读了四年书，就是不能按时得到讲义，往往是在教师讲了课很久之后，才向学生补发讲义，有的课程已经结束，讲义还没发齐。即使是发下来的讲义，也往往残缺不全，印刷的质量也不好。学生们常为此事感到苦恼。发讲义其实并非小事，它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校对教学工作的重视程度。

当时校内学习空气很浓，学生每天都上晚自习，教师不仅到教室辅导。有时还到学生宿舍去辅导。教师布置的作业，学生都能按时完成，教师对作业的批改也很认真。教师上课前，学生早已把黑板擦得干干净，把讲台收拾得清清爽爽。教师讲课时心情特舒畅，还有一点，就是教学区和办公场所，很少见到家属和小孩的身影。学校并没有明文规定闲杂人等不能进入教学和办公区，但却似乎是约定俗成了。学校的门禁比较严格，校外的人员要到校内会客，必须在传达室填写会客单，哪怕是穿制服的现役军人也不例外，离校时再把经过相关人员签了字对的会客单交回传达室，所以校园很安静。校内的各种宣传栏也没有任何商业广告。总之，校内的教学、工作和生活秩序没有受到什么干扰。

在重庆师专，学校各项工作在为教学服务这方面做得特别突出。我是搞现代汉语教学的，考试时为了对学生进行语音测试，需要进行口试，往往延误用餐时间，我们进食堂吃饭时，饭菜都凉了，厨工同志包括罗来兴、罗灿明等大师傅即自动把饭菜重新热好再给我们吃。学校领导考虑有些老师家属没在学校，特别是大量单身教师生病后没地方熬中药，就指定几位工人家属设置熬中药的小煤灶。这看似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但却使教师们感受到校领导的周到关怀。当时学校每年都有计划地将一些青年教师调往全国其他高校培训，此外还有一些教师较长时间在外地出差，总务处就按时将工资邮寄给这些在外地培训的或出差的教师。我被派往北京中国语言研究所接受语音培训期间，每月的工就是财务科龙天武同志按时邮寄给我的。后来这件事交由各科管生活的同志来做，我们中文专修科就由周建藩同志负责，周建藩是我们西师中文系1955级毕业的老学长，做事非常细致周到，加上他年龄比我们大十来岁，我们中文科的同志无论老少都亲切地称他为“周兄”。“周兄”不仅为外出培训或出差的教师邮寄工资，还受托为有家庭负担的同志给家庭汇款，有的教师还负担弟妹子女上学的费用，“周兄”就得把钱分别邮寄到好几个地方。“周兄”不仅邮寄工资，还负责为他们邮寄粮票。这是因为1959年我国处于困难时期以来，实行全民粮食计划供应制度，每人的口粮凭粮票供应。而粮票是按月发放的，所以必须按月将粮票邮寄给在外地培训或出差的同志。这些措施免除了那些同志的的后顾之忧，让在外地的同志能安心学习、办事，不至于分心。当时学校的幼儿园夜班的很好，可以让受托幼儿在园内住宿。在幼儿园住宿的孩子，有家长么星期一送来，星期六下午接回去。幼儿园负责为孩子洗澡、洗衣。这就大大解除了一些青年教师的育儿负担，可以把精力更多的用到教学上去。教职工的邮件和订阅的报纸，传达室的同志会一天两次送到宿舍里来，传达室的李念慈和叶新三同志，工作非常认真负责。每逢学校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时，叶新三同志就会把教师的挂号邮件拿到会场上一件一件送到收件人手中。1965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正在一教学楼给学生晚自习上辅导课，就听见李念慈同志在教室外面喊我的名字，由于当时我正在讲课无法答应，他一直等我讲完课后把正在外地出差的我爱人的一封电报交给我，我十分感激他。要知道这是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啊！而李念慈同志却一直把送交电报的事放在心上。从这些日常琐事上就可看出，当时学校各部门是把为教学服务当做是一项中心任务来看待的。

现在想来，学校各个部门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比如说，青年教师一结婚，学校就及时分配一套带有公共厨房的家属宿舍，有了小孩后还能增加一间住房。分房后，总务处分管家具的同志总是及时按规定将增加的家具送来。学校定期对家属宿舍进行维护，例如每隔一段时间，学校的油漆工就会上门给玻璃窗上膏灰，以固定窗子上的每一块玻璃。我至今还记得女油漆工给我家刷膏灰的情形。学校还定期到各家各户对分配给教职工使用的家具进行核查，记得总务处的杨春连同志每次核查家具都要带来一面镜子，这是因为床铺和柜子这样的大型家具的号码很容易被放置在背光的地方。不便查对，他们就利用镜子的反光来查对家具的号码。这表现出他们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当时全校教职工大会一般都在设备简陋的大礼堂（即现今老校区一食堂那个地方）召开，礼堂里没有座椅，开会时与会者就从礼堂档头的储藏室里把长板凳端到礼堂来坐，会后再放回储藏室。杨春连等同志每次都要要等到每一张长凳放回储藏室后才离开。当时学校师生员工要带着大一点的物品离开学校，必须向负责守卫的同志出具科室的证明，否则任何东西是不能带出学校的。这种门禁制度一直坚持到“文革”时期。那时候，感到学校处处有人负责，事事有人过问。这一点可以举出一件有趣的事情来做佐证。全校有两个浴室，一个是学生专用，一个是教职工专用。我们初到校时，大学刚毕业，就年龄上来说，与学生没有什么区别，有一次我去教师浴室洗澡，就被一位女管理员喊住了，她说：“同学！这是老师浴室。请你到同学浴室去洗”。这算是闹了个笑话，却能看出那位于管理员的负责态度。学校有组织教职员定期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除了到校外支援农业生产外，还参加校内建校劳动。每次劳动，校领导和各级干部也一同参加。例如修建小操场和游泳池，党委书记兼校长王厚溥同志就同我们一起挖土挑泥。全校定期实行大扫除是一项长期的制度，到时候大家都分工负责在一定区域完成自己的任务，大扫除中人们常常会见到王厚溥同志拿着叉头扫把在第六、七、八宿舍的通道上扫地的身影。王厚溥同志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早晨上班时，自己打扫办公室的卫生。由于整个学校风气较好，虽然学校的建筑和道路显得很简陋，但校园的面貌是很清静和干净的，绿化的也不错。顺便说一句。作为校领导，王厚溥同志有一辆公家配给的北京牌吉普车，可是他的车常常搭载上同路进城办公的其他同志，教职工及其家属如有人患病，也常用上他这辆车。在老师专，从来没有人对王厚溥同志这样的校领导有过“享有特权”的非议。

教育工会在学校里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本文前面提到，新教师到校时，工会给予热情关心照顾的情景。青年教职工结婚时，工会就出面动员本单位青年同志为新婚夫妇布置新房，我和爱人是在北碚结婚的，工会曾派同志专程到北碚志喜并送来礼物。平时工会还积极组织教职工做课间广播操，下午文体活动时，工会有关负责同志就预先准备了篮排球的运动器器具，以方面教职工进行体育锻炼。这使人感到教育工会真正是教职工自己的组织。除此之外工会还广泛地开展各项活动。记得当年教工食堂外面是个三合土坝子，那里有一间小平房就是公会的俱乐部，里面除了有书报杂志外，还有几张乒乓台，一些桌子板凳，午饭和晚饭前，常有青年教职工在里面打乒乓、玩扑克。下象棋或喝茶谈天。周末的时候俱乐部也开放。寒暑假时，工会还邀请重庆市或沙坪坝区文化馆的说民间艺人来校说表演，每隔一段时间还在小操场放映露天电影，全校师生员工和家属都聚集在一起，其乐融融。

总之。工作和生活在重庆师专这样的环境，我感到很安定，很和谐。那时全校各个部门都相互配合，人人各司其责，大家互相关心，团结奋进，整个学校朝气蓬勃。我一直怀念着老师专，热切希望学校初创时期的那种蓬勃向上的精神状态在现今的大发展中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

编者注：此文在校园网编辑刊出，这里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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